是基本的操作规范。

临平县看守所，我平时来的不多。趁着这次机会，所长和指导员两人很是热情地把我迎进办公室，顺势向我汇报工作。办公室里，墙壁上的涂料有些脱落，桌椅摆放得整整齐齐，却难掩陈旧的气息。所长和指导员一脸诚恳，总体意思就是看守所建设条件比较陈旧，同志们工作压力也比较大。

作为一把手，我每到一个地方，听到最多的自然是困难。总结起来，所有的困难无非都是要钱、要人、要东西。所长、指导员两人聊了一个多小时。这个时候，副局长何浩带着讯问笔录，一脸轻松地走进了办公室。何浩一进门，所长和指导员两人对视一眼，心领神会，便找了个理由回避了。

何浩走到长木条沙发前，一屁股坐下，汇报道：“李局长，万冠军那小子已经交代了。李局，按照他的交代，您这次可能要挥泪斩马谡啊。”说完，他双手将手中的讯问笔录递了过来。我坐在沙发上，接过笔录看了起来。

笔录上的字迹十分工整，看来万冠军在回答问题时不紧不慢，看守所记录的同志，时间比较充足，看起来是应该是经过了认真的思考。也许这些天关在看守所里，他早就做好了坦白的准备，只是一直没等到合适的时机。说不定在脑海中，他已经对这些问题反复思考了很多遍。

我一边看着笔录，何浩一边在旁边说道：“李局，按照万冠军的说法，他和煤炭局经警大队、煤炭派出所和煤炭运输科的这些人相互勾结，贩卖出的煤炭大概在两万吨到三万吨之间。所获得的收益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高，因为他们的煤炭是盗窃来的，并不是按照市场价进行销售的。”

我一边翻着档案材料，一边问道：“不是按市场价销售，是什么意思啊？”

何浩解释道：“李局，是这样的。他们做贼心虚，毕竟这些煤是偷来的，一分钱成本都没有，就想着赶紧出手，根本没有心思和人讨价还价。所以计划内的煤大概是30一吨，计划外的煤可以卖到50、60块，但他们拉出去的煤，也就27、28块钱，有时候24、25块也卖。在他们这个小圈子里，谁有资源能出手，给钱就卖。所以综合算下来，他们获得的非法收益大概在60万到80万之间。具体的金额比较混乱，因为参与的人太多，分工也不明确，所以这60到80万的费用里，每个人分了多少，这个要具体再看啊。”

我继续看着笔录，看到煤炭公司的总工程师左朝辉发挥了不小作用，主要是搞定煤炭公司内部各个部门。再往下看煤炭公司经警大队和煤炭派出所都有参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