寒心的。东洪县教育能有今天的局面，根本原因是咱们的老师做出了巨大牺牲。这种牺牲不值得歌颂、不值得赞扬，而是一种无奈——他们要是有渠道、有办法，难道不想成为正式老师吗？别的问题我们不谈了，现在不打招呼，去看看这些所谓的‘老师’在干什么。”

说话间，韩俊已经迅速要了车，谢白山熟练地将车停在了办公室门口。焦杨与刘超英跟随我一道前往县一中。此次到县一中，我们并没有提前打招呼，汽车缓缓驶到一中门口，门卫警惕地看着我们，眼神中充满防备。焦杨下车后，上前交涉两句，大铁门才徐徐推开，汽车直接开进了校园。一中的办公区、住宿区和教学区都在一个校园内，我们径直朝着办公区驶去。办公区是两列红砖瓦房，在秋日阳光的照射下，显得有些陈旧。这里除了正常的老师办公室，还有一块是行政办公室。我们几人径直来到一块写着“宿舍管理科科长”的牌子前。

科长的办公室被一把铁锁锁得严严实实，旁边有一个宿管科办公室的门虚掩着。我们几人走上前去，轻轻打开门，眼前的景象让我们皱起了眉头。里面有几个老师，有的坐在椅子上嗑瓜子，瓜子壳随意地扔在地上；有的低头织毛衣，毛线在手中翻飞；还有一位40多岁的男干部正埋头看报纸，神情专注，一个年轻人，则是神情专注的抄抄写写。

焦杨进门后轻咳了两声，试图引起他们的注意。那位看报纸的男干部瞟了我们一眼，又若无其事地继续看起报纸，一边看还一边漫不经心地问：“你们找谁啊？”

韩俊上前一步，语气平和地说道：“我们找李爱芬科长，不知道李科长的办公室门锁着，难道她开会去了？”

旁边一位正在织毛衣的女同志不屑地哼笑一声：“李科长不认字，开个什么会，开会都是王科长。找李科长？怕是找不到哦。王科长，别看报纸了，来‘业务’了。”

那位戴眼镜、头发油亮、搪瓷缸里茶水很浓的中年男子，也就是王科长，头也不抬地说：“他们不是找李科长吗？”

靠在门口织毛衣的女同志接着说：“李科长一周只上一天班，就是每周一的教师例会，其他时间一般不来，你们周一再来吧。”

另一位嗑瓜子的女老师抬眼看了一下我们，扭捏地说：“周一你们早点来，李科长一般只在会议室签个名字就走。”

这时，王科长才缓缓放下报纸推到桌面上，慢悠悠地说：“你们是哪个部门的？找李爱芬科长什么事啊？”

韩俊觉得没有隐瞒的必要，语气依然平和地说：“我们是县政府的，这位是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