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放下手中的笔，目光缓缓扫过在座的每一位干部，最后停留在那份厚厚的“安置费”诉求汇总表上。我的声音不高，却带着一种定海神针般的沉稳力量，清晰地传入每个人耳中：

“好了，同志们。超英同志和伟兵同志的意见，都有道理，也都从不同角度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思路。但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：稳定划转，稳妥清退。这八个字，是县委定下的总基调。”

我端起茶杯，慢慢喝了一口水，仿佛在给所有人一个整理思绪的缓冲，也让自己的话语更具分量。

“关于这124位没有来源单位的同志，”我放下茶杯，目光变得深邃而务实，“我认为，需要区分情况，分类施策，不能搞一刀切，也不能被情绪裹挟。”

“第一，尊重历史，承认事实。”我的目光扫过李勃，李勃的身体明显一僵，但我的话语并没有立刻追责的意味，“石油公司人员超编、管理混乱的问题，由来已久，是特定历史时期、特定管理模式下积累形成的。这里面有体制的原因，有监管的漏洞，也有个人钻营的因素。把板子全部打在某一个人、某一个部门身上，既不客观，也解决不了眼前的问题。我们要正视这个历史包袱的形成有其复杂性。”

李勃紧绷的神经似乎松弛了一丝，但依旧不敢抬头。

“第二，老人老办法，新人新办法。”我话锋一转，带着明确的政策导向，“对于这124位同志，他们通过违规途径进入石油公司，这是事实。但他们毕竟已经在岗位上工作了一段时间，领取了工资，形成了事实上的劳动关系。完全否定他们的过去，强行清退，不留余地，既不符合人情，也容易激化矛盾，特别是在当前这个敏感时期。”

我看向刘超英和曹伟兵：“超英同志提出的分流安置思路，大方向我看是对的。但伟兵同志的担忧也很现实，不能把包袱简单地甩给其他困难企业，制造新的不稳定因素。”我停顿了一下，目光变得锐利，“所以，我的意见是：‘老人老办法’！这124个人，原则上不再保留其石油公司的‘正式职工’身份，这一点必须明确，否则划转无从谈起。但考虑到历史因素和稳定需要，由县政府帮扶组牵头，劳动人事局、工业局具体负责，协调县属国有企业、集体企业以及新成立的个体企业，最大限度地挖掘潜力，提供一批过渡性、辅助性的岗位。这些岗位，可以是合同工、临时工，待遇可以参照同类岗位，但必须明确其非‘正式编制’的性质。愿意接受安排的，给予机会；不愿意接受的，视为自动放弃安置。思想工作由你们石油公司党委来做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