突然蹦出了这么一个硬茬，还越来越硬。

他并非某个可被舆论裹挟的个体，而是一个精密运转的文化、资本、权力复合体。

当批判失去对象，当愤怒找不到标靶，剩下的当然只有弥漫在茶杯上方的、令人窒息的沉默。

罗长平最终还是没能说服谨慎的李教授，在车里给领导打去电话。

“戴社长，李教授不愿意配合。”

“什么？日内瓦协会的名额都打动不了她吗？”

罗长平苦笑道：“她只问了一个问题，朱大珂什么时候能出来，你叫我怎么回答她？”

“……”电话另一头的戴自耿无奈道：“我知道了，辛苦了老罗，回家休息休息吧。”

“对了。”戴自耿补充道：“先把剩下的通稿安排发掉吧，不要等了，这事儿就讲求个一鼓作气。”

“好的。”

戴自耿暗自叹气，这事儿对他来说又何尝不是个走钢丝的危险活儿，万一被伏地魔知道自己参与过这档子串联，自己估计也要被串起来了。

但屁股决定立场，有些事再害怕，为了心中的“理想”和狗粮也是要赴汤蹈火的。

不然凭什么让他坐在这个位置？

颇叫人啼笑皆非的是，反动派现在被伏地魔迫害得都要自比烈士了。

戴社长掏出另一部手机，给广告金主老会长去了个电话，聊天的时间不大长，但对方的心情显然也不大好。

这通显然不大愉快的电话，在互道一句新年好后挂断。

罗长平根据领导的指示迅速发出提前准备好的通稿，看起来全社会似乎都掀起了一场针对老赵的大批判。

简直要把这位无辜卷入时代洪流的农民艺术家，压得喘不过气。

《心惊报》深度报道主编罗长平：《不差钱》里的那两个字，我甚至在报道中都不愿提及，这侮辱的是所有被主流压迫的少数者。这种粗鄙的语言暴力，与小波笔下“沉默的大多数”形成残酷对照。

《南周》新年特评中，评论员严烈山发表《春晚需要怎样的笑声》：

“某些小品相声简直就是审丑文化的胜利，当九亿农民用脚投票时，我们这个民族正在丧失对高雅艺术的鉴赏力。看看维也纳新年音乐会，再看看东北炕头上的耍猴戏吧！”

《心惊报》主编程艺中：从忽悠三部曲到《不差钱》，这些伪现实主义作品，本质是权力对底层民众的规训工具。那些嘲笑范伟的桥段，何尝不是既得利益者对普通人的精神霸凌？

矮大紧也不甘寂寞，在微博发文：某小品团队以往的作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