，如果秩序不好，就推翻了重新来，这种对于秩序的追求并不是被动服从，而是有暴力性质的——我们把那些平定天下，并且使得社会最终恢复了秩序的人，称之为真正的英雄和伟人。我们的民族，歌颂这样的人。”

“请注意，这和日本并不一样，尽管对于秩序的追求，在不同民族身上都存在，但在中国人的身上，它是尤其明显的。”

他还引入了松丸道雄研究甲骨文的结果：“在中国古人创造出甲骨文的时候，他们就把这些文字，努力的刻在光滑的龟背上，并且写成了一排、一列，方方正正，从那个时候开始，就表现出对秩序的追求。”

眼下的人都是真正的专家，他们深耕多年，不完全认同余切的想法。

除了子弹，没有什么观点能让他们纳头便拜，五体投地。

但这几句话一出来，就知道余切真有两把刷子。

作为研究左翼文学的专家，尾上兼英认同这一句话，起码这是中国民族性的一个关键方面。

天下大同，或者是崛起于世界之巅，解放全人类这些东西，当然是当时中国左翼作家的共同愿望，任何一个民族都会这么想，但这些都还太遥远。

他们一开始的渴求，是“恢复秩序”，这个民族不要再这么乱下去了。

当一个国度的文学家们都这么想的时候，把它作为民族性并不过分。

那么，日本人的民族性是什么呢？

尾上兼英站起来，他问了这一个问题。并且，他微微弯下头向余切致意。

余切给出前置关键词：“物哀文化。”

日本人没有反对，他们当然不会反对了。

日本人的民族性是“秩序”吗？他们战乱了数千年，近代才得以统一，这怎么会和“秩序”有关系。

“物哀这不是我来定义的，而是你们日本人自己这么说的，十八世纪之前，日本的研究学者发觉日本文学中的存在某种普遍特质，这种特质的文学巅峰也是你们日本人来创作的……”

余切扫向台下的人：“你们认为这个文学巅峰是什么？”

答案不约而同，是《源氏物语》。这本书里面的“物哀”不光是哀伤，而是“真情流露”，被外部世界的变化所打动，称之为“哀”。

余切说：“尽管中国人也有‘物哀’的想法，也有对外部世界的共情，但中国人更为积极主动，我们想要改造外部世界，从流传在我们民族的神话传说来讲，我们多的是‘大禹治水’，‘愚公移山’、‘精卫填海’这些故事……而日本人更多的是神灵之间的互动和冲突，以及他